把邮政海洋里的珍珠串成项链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部反映百年邮政史的长篇小说？

　　汪一洋：接触到《国脉》这个题材，是在2017年初夏。契机是著名导演高希希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准备合作拍摄一部百年邮政题材的影视剧。此事已策划并推行了大半年，也请许多编剧创作过大纲，但都不大理想。后来共同决定请一位作家先创作一部小说，再根据小说来改编影视剧。非常偶然也非常突然的，我就被带到了筹备会现场。有点临危受命的意味。

　　说实话，当时我对邮政的理解仅仅局限于邮票、邮递员这样非常狭窄而浅显的层面。所以，面对现场十几位邮政人期待的眼神，我心里非常忐忑，没底。我诚实地说：“我对邮政知之甚少，如果现在我就告诉你们我有了什么样的创作思路，我该怎么写，甚至几天之后就交给你们一份创作大纲，那是不可能做到、更是极不负责任的。既然要写百年邮政，我就必须深入到邮政内部，从邮政的海洋里寻找到珍珠，再来决定我将串成什么样的项链。”没想到，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有一位邮政领导信心十足地说：“这个创作就交给你！放心吧，邮政里的珍珠太多了，就看你有没有发现的眼睛。”我说：“世间最难辜负的就是信任。你们把任务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记者：《国脉：谁寄锦书来》这个书名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汪一洋：“国脉”一词，语出周恩来总理对邮政的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谁寄锦书来”取意李清照的诗词：“云中谁寄锦书来。”邮政，或者鸿雁使者的使命是书信传递。这种为国、为民、为事业的信念，在苏区、解放区可体现为“邮件大于生命”的鸡毛信精神；在国统区可体现出融合亲情、友情、爱情的纽带作用；在抗战时期，可彰显出国共两党在通邮上和谐共存的国脉精神。虽然，当下用书信交流的方式已经很稀有，但在解放前，书信即是邮政的代名词。“家书抵万金”。所以，在本书中，特意选取了十几封书信，突出邮政的特点，有别于其他任何题材，也是对书信年代的怀念和致敬。

　　一部展现家国情怀的大作品

　　记者：这部小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汪一洋：这是一部家国情怀的大作品，百年邮政，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国脉：谁寄锦书来》，时间跨度从1896年大清邮政创办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主题故事从1924年到1949年，背景在上海滩，讲述一个普通邮工投入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一举成为工人运动领袖，最终带领中国两百万劳工投到共产党麾下，协助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自己成长为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长。

　　记者：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有生活原型吗？为什么要以他为原型？

　　汪一洋：领受任务的第二天，我就踏上了邮政的采风之旅。首先是到文史中心，参观了邮政邮票博物馆，内容太丰富，太广博，看得有点“头昏眼花”。馆长隆重给我介绍了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此人经历非常有传奇色彩，既是杜月笙的首席大弟子，又是国民党党员，后来又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邮电部部长，做到人大副委员长。当时，我只记住了他的一双眼睛，特别的明亮、锐利，似乎能洞穿一切。

　　我发现，几乎邮政的大事件，朱学范都在场，他个人的独特经历几乎串起了整个邮政史、工人运动史。邮政关乎民生、关乎千家万户，也关乎国家的命运，所以，《国脉：谁寄锦书来》是一部家国情怀的大作品，而只有把朱学范作为主人公，才当得起这个主题。

　　确立了这个思路，我在邮政集团公司的帮助下，去往上海、天津、山东等地采风，并通过各种努力，采访到了朱老的两个儿子，一个曾是民革中央主席，一个是前驻黎巴嫩大使，如今都已是八十岁高龄。从他们那里，我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细节。让我更加感动的是，朱老的五位孙子孙女分别从美国、香港、上海等地奔赴北京，一起接受我的采访，我得到了许多任何书本和资料里都未曾记录过的真实、鲜活、独特的素材。

　　现实主义题材里的百年邮政

　　记者：创作中，你如何把握好讲故事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平衡？

　　汪一洋：这毕竟是一部小说，不是史书，也不是纪实文学，所以，书中的相关史实虽都是真实的，都经过严谨的考证，都是有据可查的，也都经过了历史专家和邮史专家的审读把关，反复修改打磨。但出于小说艺术和戏剧的需要，其间的人物关系和人物情感都是虚构的，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读者，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记者：从采访到创作，你经历了多长时间，修改了多少次？

　　汪一洋：从采风到创作完成，历经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这部作品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为了这部作品，我阅读了数百万字的资料，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采访了上百位邮政职工。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上，我深切地感受到现实里的故事是那么精彩、那么生动、那么感人，哪里是作家闭门造车可以编造得出来的。

　　从前，我的作品初稿完成后，再做一遍文字的修改润色，基本就可交差。但这部作品初稿完成之后，竟反反复复修改打磨了一年时间，直到今年初，已交付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后，还在反复修改打磨。直到下印厂的前一天，还去出版社做了最后一遍检查，力争做到精益求精，不留硬伤。这在我个人的创作史上，是第一次，也深刻领会到，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记者：面对这么一个陌生的领域，在创作中是否遇到过困难？如何克服？

　　汪一洋：初稿完成后，邮政集团公司迅速组织了全国数十位专家到京举行研讨会。一部作品从初稿便开始研讨，是很少见的。大多数专家的评价都是极高的。有一位邮政的老作家说，自己在邮政工作数十年，一直有心愿想把邮政故事写成小说，但邮政体量太庞大了，感觉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嘴。看了这部小说后非常感动，认为超出了他的预期，也弥补了他的遗憾。

　　当然，也有一些专家提出质疑。比如说，“九·一八”事变之后，整个东北都沦陷了，唯有邮政不肯妥协，成为“最后的旗帜”。关于这一节，有一位年轻人说我“编得太假了”：数千名东北邮政职工为了民族气节、家国情怀，远离故土，抛家舍业，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撤回关内，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我啼笑皆非。这么重大的史实，这么伟大的壮举，居然连邮政人都不知道！所以，我想到的是：一、别人不信，认为编得太假，是我的问题，说明我写得还不够到位，需要从文学角度大力修改；二、如此重大的史实，连邮政人都不知道，说明邮政的故事确实缺乏宣传，如果再不写出来呈现给世人，这么多感人的故事、伟大的壮举，就会彻底被湮没在历史里。这也增加了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记者：听说你还要写《国脉》下部，能否提前给读者透露一下你的构想？

　　汪一洋：刚刚提到过，上卷从1896年写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下卷是从1949年写到2018年，暂定名为《国脉：八千里路云和月》，主体时间是1978~2018年。从邮政的兴衰，写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发展变化。

　　邮政的变迁历史是中国时代变迁历史的一个缩影，又与每一个个体紧紧相连。